據了解，銀川市相關部門給出的“禁摩”理由是摩托車違法行駛行為較為突出，由摩托車導致的交通事故量居高不下。

乍一看，“禁摩”理由充分而必要，為民著想，為民負責。然而細細一想，似乎稍顯“不講理”。摩托車雖然安全系數低，影響城市道路交通安全，但各類兩輪、三輪摩托車在暢通城市物流、服務城市民眾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一紙禁令，理由是保障安全，卻忽視了城市及市民對摩托車的“剛需”。

雖然在執行禁令時，快遞員和殘疾人暫時得以“豁免”，但是放眼城市車水馬龍中，送純凈水的、早市菜販子、外賣員等城市不可或缺的角色都對摩托車有著強烈的依賴。“禁摩令”一實施，對他們的日常工作、生活、經營造成不便。如果這些人紛紛把摩托車換成小貨車，那么因此而增加的生活、生產成本又應該由誰來承擔？

其實，“禁摩令”背后反映的是社會管理部門的慵懶思想。在一些管理者的眼里，只要是影響自己管理效果的事物，都是應該禁止的。至于禁令會產生什么副作用，事不關己，何必多想。有人設想，如果有關部門在禁令制定和實施前能開個聽證會，細聽民聲，深做調研，廣納民意，禁令的尷尬局面恐難成局。

事實上，創新社會管理的核心就是“多服務，少管制”，就是要提高政府部門服務百姓的水平。以此標準衡量，“禁、限”之策應當慎之又慎，少之又少為好。